月度归档: 2026 年 8 月

Palantir季度净赚10亿美元,真正值钱的可能不是AI,而是FDE

很多人第一次听说Palantir,可能是在美股市场、俄乌战场或者美国政府的国防合同里。它经常被称为大数据公司、国防科技公司,最近又被归入企业AI公司,但这些标签都只描述了Palantir的一部分。

Palantir本质上是一家帮助政府和大型企业整合数据、分析问题并执行决策的软件公司。它面对的通常不是简单的办公需求,而是军队如何协调情报和装备、制造企业如何安排生产、医院如何调度资源、航空公司如何管理机队,以及供应链出现异常时应该采取什么行动。

它的产品主要可以分为四部分。Gotham最早面向政府、情报和国防机构,用来连接不同来源的数据,帮助一线人员进行分析和决策;Foundry主要面向商业企业,将分散在各个系统中的数据、业务规则和工作流程连接起来;Apollo负责把这些软件持续部署到云端、本地机房甚至高度受限的网络环境;AIP则是在这套基础上,把大模型、AI Agent和企业真实业务连接起来。Palantir将AIP、Foundry和Apollo组合起来,称为一套“企业操作系统”。

简单来说,Palantir卖的并不是一个模型,也不只是一个数据分析工具。它希望成为企业数据、AI和业务行动之间的连接层,让AI不只能够回答问题,还可以在严格的权限控制下进入真实工作流程。

这也是为什么Palantir刚刚发布的财报,显得格外值得讨论。

2026年第二季度,Palantir实现营收19.35亿美元,同比增长93%;其中美国商业收入7.64亿美元,同比增长149%,美国政府收入8.09亿美元,同比增长90%。公司实现GAAP营业利润9.12亿美元,营业利润率47%;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GAAP净利润达到10.62亿美元,净利率55%。当季,Palantir还签下了220笔金额超过100万美元的交易,合同总价值达到33.73亿美元。

当然,55%的净利率不能全部理解为软件业务本身的盈利能力,其中还包括7750万美元的利息收入和9180万美元的其他收入。真正更能体现经营效率的,是47%的GAAP营业利润率。但无论使用哪个口径,这都是一份很少见的财报:一家营收仍然接近翻倍增长的软件公司,同时已经获得极高的利润率。

更反常的是,Palantir过去最受质疑的地方,恰恰是它的交付模式。

一、企业买的不是AI,而是把AI真正用起来

在传统软件行业的理解中,一家公司越依赖工程师进入客户现场,越需要针对每个客户进行个性化开发,就越难形成规模效应。客户数量增加,实施和维护人员也必须同步增加,最后很容易从软件公司变成咨询公司或者项目公司。

Palantir却长期要求工程师深入客户现场。它甚至专门创造了一个岗位:Forward Deployed Engineer,简称FDE,通常翻译为前线部署工程师或前向部署工程师。

如果只看工作方式,FDE确实很像高级实施顾问。他们会进入军队、医院、工厂和大型企业,与客户一起梳理数据、理解流程、构建应用,甚至直接编写生产代码。但Palantir今天取得的结果说明,这种看起来非常“重”的交付方式,并没有拖累它的利润率,反而可能正是其产品和商业模式的核心。

原因在于,企业AI真正困难的部分,从来不只是模型。

今天的企业很容易获得GPT、Claude或者其他大模型,也可以在几天内做出一个聊天机器人。但一家制造企业的数据可能分散在ERP、供应链、仓储、财务和生产系统中,同一个产品在不同部门里可能使用不同的编码,权限和责任边界也完全不同。

模型可以告诉企业“库存可能不足”,却未必知道哪些订单应该优先、应该调用哪条生产线、谁有权修改计划,以及最终结果应该写回哪个系统。如果这些关系没有被梳理出来,再强的模型也很难真正进入企业的核心业务。

Palantir真正解决的,是模型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这段距离。

二、FDE不是售后,而是产品研发的一部分

Palantir对FDE的定义很清楚:传统产品工程师通常开发一种可以服务很多客户的通用能力,而FDE直接嵌入客户环境,使用Palantir现有的软件平台,为一个客户组合和启用多种能力。

FDE需要理解客户真正想解决的问题。有时客户提出的需求是做一个数据看板,但工程师进入现场后可能发现,真正的问题不是缺少图表,而是多个部门的数据口径不一致;客户希望引入AI预测需求,实际障碍却可能是预测结果无法进入现有采购和审批流程。

这种工作与传统咨询最大的区别,不在于是否有人驻场,而在于现场产生的经验最终沉淀在哪里。

咨询公司完成一个项目后,主要价值通常留在客户报告、项目系统以及参与人员的经验里。Palantir希望建立的是另一种循环:FDE进入现场发现问题,先使用Foundry、AIP和现有工具完成解决方案;如果某种数据模型、工作流或功能会在其他客户中反复出现,就将它抽象出来,反馈给产品团队,最终变成平台的一部分。

Palantir甚至把FDE称为产品开发过程中的“人类反向传播”:工程师在真实环境中观察软件哪里有效、哪里失效,再把这些反馈传回产品。公司公开资料也明确表示,AIP、Foundry与Apollo的产品演进,反映了这种Forward Deployed Engineering方法。

因此,FDE并不是用人力替代产品,而是用人力加快产品学习。

三、Palantir不是消灭定制,而是让定制逐渐变轻

传统SaaS追求的是尽量减少定制。开发一套标准产品,通过互联网卖给尽可能多的客户,客户最好可以自己注册、自己配置、自己使用,这样才能获得最低的边际成本。

这种模式适合邮箱、协作工具、财务软件等标准化程度较高的需求,但企业AI面对的往往是另一类问题。每家大型企业都有不同的历史系统、数据结构、工作流程和权力关系,很难依靠一套完全标准化的界面解决。

Palantir没有回避这种复杂性,而是选择先进入复杂性,再从复杂性中寻找可以复用的部分。

第一次进入一家医院,团队可能要花很多时间理解病床、科室、人员和物资之间的关系;但这些关系一旦被抽象为平台中的数据对象、权限规则和工作流程,下一家医院就不必再从零开始。第一次为制造企业解决生产计划问题可能很重,但一旦数据接入、异常预警和决策流程被沉淀为产品能力,以后的交付就会越来越快。

Palantir过去曾将客户关系划分为获取、扩展和规模化三个阶段。早期进入客户时,公司可以投入大量资源;当更多部门和场景开始使用平台,客户收入继续扩大,而Palantir相对于收入的投入比例会逐渐下降。

生成式AI进一步放大了这种机制。Palantir通过AIP Bootcamp,让客户使用真实数据,在很短时间内构建可以运行的AI用例;其新推出的AI FDE,还可以通过自然语言帮助用户处理数据转换、代码开发和Ontology维护。人类FDE负责理解业务、判断问题和推动组织采用,AI则承担越来越多重复性的配置与开发工作。

真正的软件规模,并不一定意味着完全没有定制,而是完成一次定制之后,下一次不再需要付出同样的成本。

四、模型越强,FDE反而可能越重要

最近,OpenAI也在全球多个地区扩充FDE团队。OpenAI对这个团队的描述,与Palantir非常接近:FDE位于产品、工程、研究和商业化的交叉位置,需要与客户共同将研究突破转化为生产系统,同时将真实部署中发现的问题反馈给平台和产品团队。

这背后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变化。模型能力越强,代码生成、数据处理和应用开发的成本确实越低,但企业自身并不会因此变得标准化。

AI可以帮助企业更快地构建系统,却不能自动判断一家企业最值得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也不能自动协调部门利益、责任划分和历史流程。企业AI最后一公里的难点,越来越不是“能不能做出来”,而是“能不能进入真实业务,并长期运行下去”。

当模型逐渐成为一种通用能力,知道如何将模型放进工厂、医院、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的人,可能反而会变得更加重要。

FDE真正稀缺的不是代码能力,而是同时理解技术、业务和组织的能力。他们需要将客户模糊的需求转化为可以运行的软件,也要判断哪些需求只是单个客户的特殊情况,哪些问题值得进入产品路线图。

AI不会简单地消灭FDE,更可能为FDE增加杠杆。

五、中国企业应该学的,不是派更多人驻场

Palantir的成功很容易产生一种误解:既然FDE有效,企业软件公司只要多招一些懂技术、懂业务的人,派到客户现场就可以了。

但如果只是增加驻场人员,最后大概率只会变成一家成本更高的项目公司。

FDE模式成立至少需要三个前提:首先,公司必须有足够强的底层平台,让现场团队组合已有能力,而不是每次重新开发一套系统;其次,客户现场发现的问题必须能够反馈给产品团队,经过抽象后成为通用功能;最后,客户使用越深入,公司投入的人力占收入的比例必须逐渐下降。

如果客户数量增加一倍,驻场工程师也必须增加一倍;每个客户都有一套只有原团队才能维护的代码,那么无论岗位叫什么,本质上仍然是外包。

中国企业软件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项目与产品之间没有形成真正的循环。销售为了拿下项目承诺大量定制,交付团队为了按时上线做出临时方案,产品团队又担心个别客户的特殊需求破坏统一架构。项目结束之后,经验没有进入产品,下一个项目依然从头开始。

Palantir真正值得学习的,不是它敢于进入客户现场,而是它能把现场的复杂性持续写回产品。每完成一个复杂项目,平台就变得更完整;平台越完整,下一次复杂项目就越容易。

当然,Palantir的模式也不能被简单复制。它拥有大量高客单价的美国政府和大型企业客户,国防、数据主权和复杂安全要求为其产品提供了特殊市场。此次财报中,美国收入已经达到15.73亿美元,占总收入超过八成,其美国业务的增长速度也明显快于其他地区。

但这份财报至少说明了一件事:深入客户现场与软件规模化并不是天然对立的。

过去的软件公司希望尽量远离客户复杂性,通过标准产品实现规模;Palantir选择进入最复杂的现场,再将反复出现的问题变成平台能力。前一种方式适合标准化需求,后一种方式可能更适合企业AI,因为AI最终需要改变的不是一个独立工具,而是企业已有的数据、流程和决策方式。

Palantir真正值钱的,可能不只是Gotham、Foundry或者AIP,也不只是它接入了哪个大模型,而是它建立了一套从客户现场学习,再把经验变成软件的机制。

真正的软件规模,不是完全不需要人,而是人的经验能够被产品保存下来,并在下一次交付中继续复利。

Claude Code的创造者Boris Cherny:当AI开始包办写代码,开发者真正该学什么?

最近,Y Combinator采访了Claude Code的创造者Boris Cherny,话题从Anthropic最新发布的Opus 5,一直谈到Claude Code的设计哲学,以及AI Agent正在如何改变软件开发。

访谈中有很多值得关注的内容。例如,随着模型能力提高,Claude Code已经删除了大约80%的系统提示词;开发者也不应该再像过去那样,把任务拆成非常详细的步骤交给模型,而应该告诉它目标、边界和完成标准,然后给它足够的空间自己寻找解决方案。Boris认为,很多人仍然在用半年前的方式使用今天的模型,过度限制AI,反而无法发挥它真正的能力。

但这场访谈里,最让我感兴趣的并不是Opus 5又能连续工作多久,也不是Claude Code未来可以同时调度多少个Agent,而是Boris给开发者和计算机专业学生的建议。

他的建议不是多学习几种编程语言,也不是研究更复杂的提示词,而是尽快使用这些工具,同时努力成为一个更全面的人。除了计算机和软件工程,还应该理解产品、设计、商业、数据分析,并且学会与用户交流。

在Boris看来,未来回报最高的,不只是那些熟练使用AI工具的人,而是那些知识面更广、能够跨越多个专业,并且理解自己究竟在解决什么问题的人。

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比“程序员会不会被AI替代”更现实的问题:当AI已经开始包办越来越多代码,今天仍在学校学习计算机的学生,究竟还应该学什么?

一、代码正在从核心能力变成基础设施

过去几十年里,软件开发一直有一个很高的门槛。一个人即使有很好的产品想法,也必须先学会编程语言、开发框架、数据库、服务器和各种工程工具,才有可能把想法变成可以运行的软件。

正因为实现成本很高,能够写代码本身就是一种稀缺能力。企业需要大量程序员,不只是因为软件需求很多,也是因为每一项需求都需要人把它转化为具体代码。

AI Coding正在改变这件事。

Boris此前曾说,对他自己的工作而言,编程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个“基本解决的问题”。他从2025年11月开始就没有再手工修改代码,每天提交的十几个甚至几十个PR,全部由Claude Code完成。我们当然不能因为Claude Code的创造者不再亲自写代码,就认为所有软件工程问题都已经解决,但这种变化至少说明,在最熟练使用AI工具的人群里,软件开发的工作方式已经完全不同。

我自己这两年使用AI Coding,也有非常明显的感受。过去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查文档、寻找API、调试语法错误的工作,现在大部分都可以交给AI完成。即使面对一个不熟悉的开发框架,也不再需要先系统学习几个月,才敢开始做项目。

目前我的日常开发里,95%以上的代码都是AI编写的。真正需要我手工修改的代码已经非常少,很多时候,即使发现了问题,我也不会直接打开文件修改,而是把问题、预期结果和相关上下文交给AI,让它自己定位并完成调整。在开发DoseLoop,也就是“用药有数”这款App时,AI完成了100%的代码。我没有手写其中任何一行代码。

这并不意味着软件开发变得没有难度,而是难度正在发生转移。过去最困难的是如何把一个方案写成代码,今天越来越困难的是如何把问题说清楚,怎样设计系统,以及如何确认AI完成的结果是正确的。

代码不会消失,但它正在变得越来越像云服务器、电力和互联网:非常重要,却不再是只有少数专业人士才能掌握的资源。

二、计算机基础仍然重要,但学习它的目的变了

每当讨论AI Coding,就会出现一种很极端的观点:既然AI已经可以写代码,学生就没有必要再学习数据结构、算法、操作系统和数据库了。

我并不认同这种看法。

AI可以生成代码,不等于它生成的每一种方案都是正确的,更不等于使用者可以在完全不了解软件系统的情况下,长期维护一个复杂产品。一个人如果不理解数据库事务,就很难发现数据一致性的问题;不理解网络和并发,就无法判断一个系统为什么在用户增加后崩溃;不理解安全,就可能把AI生成的漏洞直接部署到生产环境。

计算机基础仍然是开发者判断系统是否合理的前提。变化在于,过去学习这些知识,主要是为了亲手完成实现;未来学习这些知识,更多是为了理解、设计和判断。

以前考试会要求学生在白纸上写出排序算法,是为了证明他有能力把算法实现出来。未来真正重要的,也许不再是能否凭记忆写出每一行代码,而是能否理解不同算法的成本,知道什么情况下应该使用它,以及能够判断AI生成的实现是否存在问题。

基础知识正在从一种生产技能,逐渐变成一种判断技能。

这和计算器出现以后,人们仍然需要学习数学是一样的。计算器替代了大量手工计算,却没有降低数学思维的价值。恰恰因为计算变得便宜,人们才有机会处理更复杂的问题。

AI对编程也会带来类似的变化。手工编写代码的比例会下降,但理解计算机系统、拆解复杂问题和判断技术方案的能力,反而会更加重要。

三、真正最先贬值的,是语法和工具熟练度

过去,一个开发者的职业竞争力经常表现为熟悉多少种语言、使用过多少框架,或者能否熟练记住某个工具的各种命令。

这些能力不会突然失去作用,但它们的价值正在快速下降。

编程语言、开发框架和工具,本来就是为了把人的意图转化为机器能够执行的指令。当AI可以完成这种翻译以后,熟记大量语法和API的意义自然会降低。

一个学生花几个月背诵某个框架的用法,可能还没有真正掌握,框架就已经更新了。即使他全部记住,AI也可以在几秒钟内查阅完整文档,并生成符合当前版本的代码。

真正能够长期保留价值的,不是某一种工具的具体操作,而是工具背后的原理。例如,为什么前端需要状态管理,为什么数据库需要索引,为什么大型系统需要异步任务,以及不同技术方案之间存在什么取舍。

这也是未来计算机教育需要改变的地方。学校当然还要教学生写代码,因为不经过实际编程,很难真正理解软件是如何运行的。但学习重点不应该停留在“能否写出来”,而应该进一步走向“为什么这样设计”“还可以怎样实现”以及“这种方案会产生什么后果”。

AI可以替代语法记忆,却不能自动替代一个人的系统理解。

四、找到值得解决的问题,比写出代码更难

当实现软件变得越来越容易,真正的瓶颈就会向更上游移动。

过去,很多产品没有出现,是因为开发成本太高。一个普通人即使发现了问题,也很难组织一支包括产品、设计、前端、后端和测试人员的团队,把它做成完整产品。

现在,一个人借助AI就可以完成过去一支小团队的工作。原型可以在几小时内完成,一个小型应用可能几天就能运行,技术实现不再是最难跨越的门槛。

但产品数量增加,并不意味着好产品也会按相同比例增加。

AI可以帮助开发者迅速实现一个功能,却无法自动回答用户是否真的需要这个功能;可以根据要求设计一个界面,却很难替代长期积累形成的审美和对用户行为的理解;也可以生成完整的商业计划,但不能保证用户愿意付钱。

当代码变得便宜,最稀缺的能力就不再是把需求实现出来,而是判断什么需求值得实现。

这需要开发者走出代码编辑器,理解真实世界中的人是如何工作、生活和作出选择的。一个医疗应用需要理解患者、医生和医院的实际流程;一个旅游产品需要理解游客在陌生环境中的焦虑和决策方式;一个企业软件则必须理解组织内部复杂的利益关系和业务规则。

这些知识不会自动存在于计算机专业的课程里,却决定了软件最终有没有价值。

未来最危险的情况,可能不再是开发者做不出产品,而是在AI帮助下,用非常高的效率做出一个没有人需要的产品。

五、产品、设计和商业,不再只是管理者的能力

在传统软件公司里,分工通常非常明确。产品经理负责定义需求,设计师负责界面和交互,程序员负责实现,市场和销售负责把产品卖出去。

这种分工建立在一个前提上:每个专业领域都有较高的执行成本,一个人很难跨越多个岗位完成全部工作。

AI正在降低这些专业之间的执行门槛。

产品经理可以直接让AI做出原型,设计师可以自己修改前端代码,开发者也可以完成需求分析、界面设计和数据分析。在Claude Code团队里,不只是工程师写代码,产品经理、设计师、工程管理者、数据科学家甚至财务人员也在写代码。Boris认为,工程、产品和设计之间已经出现了大量重叠,未来“软件工程师”可能逐渐变成更宽泛的“Builder”。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要成为每个领域的专家,而是说,只掌握单一执行技能的人会越来越容易受到AI影响。

一个优秀开发者仍然可以在基础设施、数据库或者安全领域拥有很深的专业能力,但他还需要理解这些技术最终服务于什么产品,用户为什么需要它,以及企业为什么愿意为它付出成本。

专业深度依然重要,只是专业深度必须与更广泛的现实理解结合起来。

过去我们经常把产品意识、设计感和商业判断看作程序员的加分项,未来它们可能会逐渐成为基本能力。因为当AI承担越来越多实现工作,开发者剩下的主要职责,就是决定方向、作出取舍并对最终结果负责。

六、学生应该从“完成作业”转向“创造产品”

传统计算机教育中的很多项目,本质上是在验证学生是否掌握了某项知识。老师规定题目、输入、输出和评分标准,学生只需要在明确边界内完成任务。

这种训练可以帮助学生学习基础知识,却很难培养面对真实问题的能力。

现实世界不会给出完整需求,也没有人提前告诉你正确答案。用户经常说不清自己需要什么,产品上线后会出现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使用方式,技术方案还要受到成本、时间、安全和组织资源的限制。

因此,AI时代学生最好的学习方式,不只是完成更多编程题,而是尝试做出真正有人使用的东西。

这个产品不必很大,可以是一个解决自己问题的小工具,也可以是为同学、家人或者某个特定群体开发的应用。重要的是把它真正交给别人使用,并观察他们是否理解、是否愿意持续使用,以及产品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才会发现,写出代码只是产品开发的一部分。他还需要采访用户、整理需求、设计交互、处理异常、保护数据、部署服务,并根据反馈不断调整。

AI可以帮助学生更快完成其中很多工作,但不能代替真实用户带来的反馈。

一个没有用户的课程项目,最多只能证明学生完成了题目;一个有人愿意持续使用的小产品,才能证明他理解了问题,并且有能力把技术转化为现实价值。

七、AI时代需要的不是更少学习,而是学习更多

有人可能会认为,既然AI已经能够承担大量工作,学生需要学习的内容应该越来越少。

实际情况很可能正好相反。

过去,程序员只要深入掌握一个技术领域,也可以找到相对稳定的位置。未来,纯粹的代码实现越来越容易被AI完成,开发者需要理解的范围反而会扩大。

他不仅要理解技术,还要理解产品;不仅要能够调用AI,还要能够验证AI;不仅要知道系统怎样运行,还要知道用户为什么使用、企业如何持续经营,以及技术可能给社会带来什么影响。

这并不是要求每个学生都成为全才,而是要建立一种跨领域学习的能力。一个人的核心专业仍然可以是软件工程,但他不能把自己限制在代码以内。

Boris给学生的建议,本质上不是放弃计算机科学,而是不要只学习计算机科学。他认为,最优秀的工程师往往同时具备其他能力:有人兼具产品和基础设施经验,有人具有很强的设计感,有人理解商业,也有人愿意长期与用户交流。

这种变化并不只属于计算机专业。随着AI进入设计、写作、金融、法律和科研,几乎每个专业都会面对类似问题:当AI可以完成本专业的大量执行工作,人还能提供什么价值?

答案不会是比AI执行得更快,而是提出更好的问题、作出更可靠的判断,并承担AI无法承担的责任。

八、会写代码依然重要,但只会写代码已经不够了

我不认为计算机专业会因为AI Coding出现而失去价值,软件也不会因为代码生成成本下降而减少。相反,当更多人拥有创造软件的能力,软件会进入更多行业,解决更多过去不值得开发或者无法开发的问题。

就像印刷术没有让写作消失,而是让阅读和写作进入更广泛的人群;摄影没有让艺术消失,而是改变了艺术的表现形式;电子表格也没有消灭会计,而是让企业可以处理更多数据。

AI Coding同样不会简单地消灭程序员,它会扩大能够创造软件的人群,同时重新定义专业开发者的价值。

过去,程序员的优势是能够把想法变成代码。未来,这项能力会被越来越多人拥有,甚至不需要他们真正理解每一行代码。

专业开发者的优势,将变成能够理解复杂系统、识别真正的问题、设计可靠的方案、判断AI的结果,并把技术、产品、用户和商业连接在一起。

所以,当AI开始包办写代码,计算机学生当然还应该学习编程,也应该学习算法、数据库、网络和操作系统。但不能再把学习的终点放在“找到一份写代码的工作”上。

更重要的问题是:你准备使用这些技术解决什么问题?你是否理解这个问题背后的真实世界?你能否判断AI给出的答案是正确的?你做出的东西,是否真的有人需要?

AI没有让学习编程失去意义,它只是让“只会编程”越来越不够。

过去,掌握代码意味着拥有创造软件的资格。未来,这种资格会变得越来越普遍。真正拉开人与人差距的,不再是谁能够写出更多代码,而是谁知道应该创造什么,并且能够让它真正产生价值。

Kimi、GLM和Claude的差距,为什么每个人感受完全不同?

上一篇文章《这次真不慌了,Claude随时可以取消订阅》发出来以后,评论区里有不少读者反馈,在他们的实际使用中,Kimi、GLM、Qwen等国产模型,与Claude相比仍然存在明显差距,有些任务国产模型来回修改几次都做不好,换成Claude之后却很快就能完成。

这些反馈当然不能简单理解为不会使用AI,其中可能有很多同样从事软件开发的人。后来我想了一下,大家的感受之所以如此不同,可能并不是谁高估或者低估了某个模型,而是我们虽然都在谈AI Coding,实际交给AI完成的却不是同一种工作。

模型之间的能力差距真实存在,但不会平均地出现在所有任务中。任务越模糊、链条越长、需要模型自己做决定的地方越多,Claude等旗舰模型的优势越容易被感受到;任务越清晰、拆解越充分、人工控制越强,Kimi、GLM等模型与Claude之间的实际差距就越容易缩小。

同样叫AI Coding,实际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工作

现在只要使用自然语言让AI修改代码,大家都会把它称为AI Coding,但这里面包含的工作跨度非常大。

最简单的一类,是在现有项目里增加字段、修改页面或补充接口,需求、架构和实现方式都比较清楚,AI主要负责执行。另一类则是让AI进入陌生代码库,自己寻找模块、判断问题并设计修改方案。

再往前一步,有些人给AI的甚至不是一项开发任务,而只是一个产品想法。技术选型、系统架构、数据库设计、模块拆分、测试和部署,全部需要模型与编程Agent自行完成。表面上都是“让AI做一个功能”,背后需要的能力却完全不同。

真正拉开差距的,往往不是一段代码能不能写出来,而是模型能不能在信息不完整时作出正确判断,能不能理解很多文件之间的关系,能不能在执行很久以后仍然记得最初目标,以及第一次方案失败后,能不能找到真正原因,而不是继续在错误方向上打补丁。

Anthropic对Claude Opus 4.6的介绍,重点就放在更谨慎的规划、更长时间的Agent任务、大型代码库以及代码审查和调试能力上;Claude Code本身也不只是聊天窗口,而是一套能够读取代码库、编辑文件和运行命令的完整编程Agent。它的优势不只是代码写得更漂亮,而是在复杂任务中更少走错方向。

模型真正昂贵的能力,是替人做决定

假如需求已经明确,数据结构和接口都设计完成,测试条件也写清楚,那么模型面对的是一道有标准答案的执行题。但如果用户只说“帮我增加一个会员系统”,模型就要自己判断会员分几级、权益如何配置、权限在哪里控制、数据表怎样设计,以及修改失败后如何回滚。后一个任务未必多写多少代码,却包含了更多需要判断的地方。

Claude等旗舰模型的价值,往往就体现在这些判断中。一次正确的架构选择或根因定位,可以省掉很多返工。对于需要AI长时间自主工作,或者无法逐步检查结果的人来说,这种差距会直接转化为成功率和最终质量。

Kimi和GLM也在向这个方向进步。Kimi K3已经把长程编程、百万Token上下文和Agent工作作为主要能力,GLM-5.2同样把长时间任务作为升级重点。国产模型也在努力承担更多原本需要人完成的规划与执行。

但从“能够完成不少编程任务”,到“能够在复杂项目中持续作出正确决定”,中间仍然有距离。也正是在这段距离上,不同人的感受开始分化。

我的开发经验,只是减少了模型需要做的决定

从我自己的使用情况来说,大多数时候确实用不到最强的模型。原因并不是我认为Kimi、GLM已经在所有能力上与Claude相同,而是很多最考验模型的工作,在调用AI之前已经由我完成了。

做一个系统时,我通常会先确定需求是否合理,选择技术方案,划分模块和接口,设计数据结构,再把工作拆成可以独立完成和验证的小任务。交给AI的往往不是“帮我做一个系统”,而是“按照现有架构完成这个模块,并通过这些测试”。

当任务被拆到这个程度,模型需要猜测的内容已经很少。它更像一个执行者,只需要理解局部上下文、遵守已有规则并产出代码。只要模型跨过了基本能力门槛,更强模型增加的推理和规划能力,就不一定能够同比转化成效率提升。有时我真正关心的反而是速度、价格、额度和是否可以随时切换。

这并不意味着开发经验越深,就越感觉不到差距。另一些资深开发者经常处理遗留系统、复杂重构或陌生技术栈,对代码质量要求也更高,自然更容易发现模型之间的差别。

所以,开发经验真正改变的是人与AI如何分工。有的人用经验提前消化了复杂性,让AI在一条比较清楚的轨道上执行;有的人则希望AI进入未知环境,自行寻找道路。即使同样是专业开发者,这两种工作方式也会带来完全不同的评价。

我们使用的不是模型,而是一整套系统

用户实际感受到的“Claude”“Kimi”或“GLM”,通常并不是单独一个模型,而是模型、Agent、上下文管理、工具调用、项目规范以及用户自身能力共同组成的结果。

同一个模型放进不同的编程Agent里,表现可能完全不同。Agent怎样搜索代码、什么时候压缩上下文、如何运行测试、失败后是否回退、能否记住此前决定,都会影响最后结果。2026年的一项Agent Harness研究,在不更换基础模型的情况下,通过改进工具、中间件和长期记忆,把Terminal-Bench 2的通过率从69.7%提高到77.0%;另一项研究也发现,不同Harness会让同一模型每完成一个任务的Token成本相差数十倍。

这说明我们经常把一整套系统的体验,归因到模型名字上。有人说Claude更强,比较的可能是Claude模型加Claude Code的完整能力;有人说国产模型已经够用,背后可能是成熟的项目规范、清楚的任务拆解和持续的人工检查。

模型比较当然有意义,但进入真实工作后,更合理的比较单位是模型与Agent的组合,以及它在具体约束下能够交付什么结果。

国产AI Coding真正要解决的,是降低对使用者经验的依赖

从开发者角度看,未来未必需要为所有任务都使用最强模型。明确、可验证、执行性强的工作,可以优先考虑速度和成本;模糊、复杂、跨模块和长时间任务,则更值得使用能力更强的旗舰模型。同一个项目里,让不同模型承担不同层级的任务,可能比选择一个“永远最好”的模型更符合实际。

但对国产AI Coding产品来说,仅仅让有经验的开发者觉得“已经够用”,还不是终点。更大的市场来自那些没有能力提前设计架构、拆解任务和检查代码的人。对他们来说,真正需要的不是一个更会写代码的聊天机器人,而是一个能够主动澄清需求、发现矛盾、制定计划、运行测试并在失败后纠正自己的完整Agent。

国产模型与Claude之间真正需要缩小的,也不只是排行榜上的几分,而是结果对使用者经验的依赖程度。即使用户没有把任务描述得非常准确,没有事先搭好架构,也不知道怎样判断生成的代码是否可靠,Agent仍然能够把项目带到一个基本正确的方向,这才是真正降低软件开发门槛。

所以,Kimi、GLM和Claude的差距确实存在,但它不是一个固定数字,更不会在每个人的工作里以同样方式出现。有人测试的是代码执行能力,有人测试的是架构和规划,有人测试的是长时间自主工作,还有人比较的是包含Agent和工作流在内的完整产品。

大家得出不同结论,不一定是谁判断错了,而是他们测试的能力不同。模型是否够用,从来不只是模型单方面的问题,它取决于任务需要模型做多少决定,也取决于人和Agent已经替它解决了多少问题。

DeepSeek V4 Flash只差GPT-5.6 Luna 1分,价格却低了一大截,AI模型开始争夺“用得最多”

7月30日,OpenAI宣布将GPT-5.6 Luna的API价格降低80%,输入价格降到每百万Token 0.20美元,输出价格降到1.20美元。一天之后,DeepSeek发布V4 Flash正式版。它没有扩大参数规模,只是在预览版基础上重新进行后训练,官方公布的多项Agent评测却超过了V4 Pro Preview,并继续维持每百万Token 0.14美元输入、0.28美元输出的价格。

两件事发生得很接近,很容易被理解成一场普通的模型价格战。但我觉得,真正的变化不是谁在排行榜上前进了几名,而是AI模型正在出现一种新的竞争标准:未来最重要的模型,未必是解决最难问题的那个,也可能是每天被调用最多、承担最多实际工作的那个。

DeepSeek V4 Flash争夺的,正是这个位置。

一、Flash已经不再意味着能力弱一档

过去各家公司名称里的Flash、Mini、Haiku,通常都代表一种明确定位:能力比旗舰模型弱一些,但速度更快、价格更低,适合摘要、分类、信息抽取和简单问答。真正复杂的推理、编码和Agent任务,仍然要交给更大的模型。

V4 Flash正式版开始打破这个边界。DeepSeek公布的九项Agent测试中,它全部超过V4 Pro Preview。Terminal Bench 2.1从72.1提高到82.7,DeepSWE从12.8提高到54.4。第三方机构Artificial Analysis的综合智能指数中,V4 Flash最高推理档得到50分,与Gemini 3.6 Flash处在同一区间,只比GPT-5.6 Luna最高推理档低1分。

这些数字不能被理解为DeepSeek已经全面超过闭源模型。它的代码Agent测试使用了尚未公开的Harness,其中两项还是内部测试集;V4 Flash也只支持文本,无法与Gemini 3.6 Flash的多模态能力直接相比。

但它至少证明,低价模型已经跨过“只能做简单任务”的门槛。在一部分编码、工具调用和自动化任务中,大部分工作可以交给一个足够可靠、成本足够低的模型,只有遇到困难时,才调用更强的模型。

二、真正夸张的不是分数,而是这个分数对应的价格

如果只看50分和51分,V4 Flash与GPT-5.6 Luna差距不大;把价格放进来,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V4 Flash每百万输入Token为0.14美元,输出为0.28美元;降价后的Luna分别为0.20美元和1.20美元;Gemini 3.6 Flash则是1.50美元和7.50美元。V4 Flash的输入价格比Luna低30%,输出价格低约77%;与Gemini 3.6 Flash相比,输入价格低约91%,输出价格低约96%。

假设一个Agent系统每月消耗1亿输入Token和2000万输出Token,不考虑缓存和不同模型的Token效率,V4 Flash的理论账单约为19.6美元,Luna约44美元,Gemini 3.6 Flash约300美元。这个简化计算足以说明价格差异如何随调用规模被放大。

不过,API单价最低不等于每个任务的真实成本最低。Artificial Analysis完成同一套评测时,V4 Flash生成了约2.1亿输出Token,明显高于同类模型中位数,说明它仍然偏冗长;DeepSeek还预告未来会实行高峰时段双倍价格。

开发者以后比较模型,不能只看每百万Token多少钱,还要看任务成功率、工具调用和重试次数、缓存利用率以及运行时间。真正应该比较的单位,不再是Token,而是“每个成功任务的成本”。

三、Agent让低价模型第一次成为大市场

在聊天产品里,用户问一个问题,模型回答一次,单次价格差异通常没有那么敏感。但Agent为了完成“修改一个功能”“分析一批合同”这样的工作,可能先读取文件、制定计划,再搜索、调用工具、执行代码、检查结果,发现错误后重新修改。一次用户请求背后,可能发生几十次甚至更多模型调用。

模型不再只是回答问题,而是在持续消耗算力完成工作。这也是为什么OpenAI在Luna降价时,重点案例几乎都围绕Agent展开。Ramp把Luna作为后台Agent自动化的默认模型,Cognition用它配合更大的模型处理常规编程工作;OpenAI自己给出的方案,也是让Sol负责制定计划,再让Luna执行修改、编写测试和检查结果。Google对Gemini 3.6 Flash的定位,同样是多步骤Agent工作流和更少的推理轮次与工具调用。

未来的Agent很可能不会只使用一个模型。最强模型负责规划、判断和处理异常,便宜模型负责搜索、执行、验证和大量子任务。就像一家公司不会让最资深的专家处理所有基础工作,Agent也不会把每一步都交给最昂贵的模型。

在这种分工下,旗舰模型决定能力上限,真正产生海量调用的,反而可能是中间这一层:能力已经足够,价格又低到可以反复使用。V4 Flash与Luna争夺的,正是Agent背后这个不一定被用户看见、却可能消耗最多Token的执行层。

四、开放权重让竞争不只发生在价格上

V4 Flash还有一个Luna和Gemini不具备的条件:开放权重。它采用MIT许可证,拥有2840亿总参数、每个Token激活130亿参数,并提供vLLM、SGLang等部署方式。

开放权重经常被理解为企业可以本地部署,但大多数公司并没有能力低成本运行这样规模的模型。它更现实的意义,是让云厂商和推理平台能够部署,让企业根据价格、数据要求和稳定性选择供应商,并针对自己的任务进行优化。

即使企业最后仍然使用官方API,开放模型也会成为闭源模型定价的参照,让任何一家厂商都更难依靠能力领先长期维持高溢价。OpenAI刚把Luna价格降低80%,DeepSeek紧接着用更低的价格提供接近的智能水平。两者之间没有证据表明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但它们共同说明,中间层模型的价格正在快速被压低。

未来模型公司的利润,可能越来越难只来自Token本身,而要转向Agent框架、工具生态、企业数据、稳定服务、分发入口和完整产品。模型能力仍然重要,但单纯出售模型能力这件事,正在越来越像一门基础设施生意。

五、最强模型决定上限,便宜模型决定规模

DeepSeek V4 Flash仍然有明显边界。它不是多模态模型,官方API的全球覆盖、稳定性、延迟和企业支持仍需验证;Gemini的多模态和原生工具能力,Luna与Codex、ChatGPT Work以及OpenAI生态的结合,也不是Token价格能够完整体现的。

但这不影响它释放出的信号。过去一年,开放权重模型首先证明自己可以接近闭源模型的能力;现在,它们又开始证明,这些能力可以被压到极低价格,并进入原本只有商业闭源模型才能承担的Agent工作流。

在聊天时代,我们习惯问哪个模型最聪明;到了Agent时代,企业会越来越关心:哪个模型能够稳定完成任务,哪个模型可以运行一百万次,哪个模型失败后重试的成本仍然可控,哪个模型不会让一个看起来不错的产品,在扩大用户量之后失去商业可行性。

所以,DeepSeek V4 Flash不是在挑战最强模型。最强模型负责解决最困难的问题,也决定整个行业的能力上限。但AI真正进入企业流程、替代大量重复工作、支撑成千上万个Agent持续运行,靠的未必是排行榜第一名。

最强模型决定我们能把AI带到多高,而足够强、足够便宜的模型,决定AI最终能够铺到多广。DeepSeek现在争夺的,正是后一个市场:它未必总是用户主动选择的模型,却可能成为Agent背后被调用最多的那个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