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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GPT 推出三年后,OpenAI 最终活成了它最不想成为的微软

我最近看了 Sam Altman 接受科技播客 Sources 的一次深度访谈。整场对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大部分科技媒体都在关注他对下一代模型能力的展望,或者关于超级智能的哲学讨论。但在整场对话里,真正让我停下来想了很久的,其实是几个极容易被滑过去的业务细节。

Altman 在访谈中亲口承认了两件事:第一,OpenAI 历史上第一次因为安全和未对齐行为,主动推迟了一次前沿强化学习(RL)模型的训练任务,并把大量算力紧急调去修补安全体系;第二,在内部的收入结构中,企业端收入(Enterprise Revenue)已经正式超过了以 ChatGPT 个人订阅为主的消费级收入。与此同时,他还特意提到,OpenAI 正在收缩一些非核心的应用探索,并且需要极其谨慎地“避免与自己的客户直接竞争”。

这几个细节拼在一起,让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反差感。要知道,两三年前 ChatGPT 刚刚席卷全球的时候,整个科技界都在谈论“AI 时代的 iPhone 时刻”。那时的普遍叙事是:OpenAI 将凭借前所未有的用户增长速度,绕过所有传统软件巨头,成为一个直接接管全人类数字生活入口的超级平台。甚至连它背后的微软,在很多人眼里也不过是一个提供算力和资金的水龙头。

但三年过去,事情的走向正在悄悄发生质变。那家曾经带着浓厚极客理想、试图颠覆一切世俗规则的公司,并没有长成新一代的苹果或谷歌,而是在算力账单、留存壁垒和客户利益的重重挤压下,快速退守到底层,开始老老实实地做接口、抓交付、谈采购合同。

说白了,它最终还是活成了它最初最不想成为的样子——另一个微软。

消费级神话背后的“算力重力”

要想看清这种转变,得先回到商业的最基本常识。

互联网过去二十年最性感的商业模式,本质上都是建立在“零边际成本”之上的。不管是做搜索引擎、社交网络还是电商平台,研发第一套系统的成本可能极高,但一旦产品上线,服务第一万个用户和第一亿个用户的边际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种极致的规模效应,允许科技公司用免费或极低的价格疯狂获客,迅速建立网络效应,最后形成不可动摇的超级入口。

ChatGPT 刚出来时,很多人以为这种奇迹又要在 AI 领域重演一遍。但只要你自己算过大模型的 API 成本,或者实际搭建过商业级的推理系统,就会明白大模型从第一天起就背负着完全不同的物理规律。

AI 推理不是分发静态网页,每一个 Token 的生成,背后都是真金白银的 GPU 矩阵在进行高功耗矩阵运算。这意味着大模型天然不具备互联网软件那种近乎为零的边际成本。不仅如此,个人用户的付费意愿其实非常脆弱。一个月 20 美元的订阅费,对于重度依赖它的专业人士来说或许物超所值,但对绝大多数抱着好奇心尝鲜的普通人而言,它很快就会变成一项需要精打细算的非刚需开销。

当市面上开源模型越来越强、各种免费工具和竞品层出不穷时,C 端用户的游牧属性暴露无遗。只要另一家模型在特定任务上稍微好用一点或者完全免费,用户迁移的门槛几乎为零。

这就带来了一个极为尴尬的财务结构:庞大的 C 端免费和低付费流量,给数据中心制造了极其沉重的峰值负载和带宽压力,换来的却是极高的流失率和微薄的毛利。想要靠每个月 20 美元的散客零钱,去填平每年数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的先进算力与芯片采购开支,在数学模型上根本算不过来账。

消费级市场的狂欢,更像是一场由巨额融资补贴催生的前沿概念普及。当狂热退去,算力账单的重力场终究会把所有人拉回现实。

大模型帝国主义的收缩

面对算力成本的现实拷问,OpenAI 最初的设想其实非常激进:既然当单纯的底层模型不赚钱,那我就把整个价值链全吃了。

在过去的一年多里,我们看到了很多带有强烈“全能帝国”色彩的尝试。比如震惊整个影视工业的视频生成模型 Sora,比如试图重构浏览器和桌面工作流的原生 Agent,再比如传闻中直奔垂直搜索而去的 Atlas。当时的逻辑很明确:如果底层模型无法垄断利润,那么 OpenAI 就要亲自下场,把搜索、办公、创意工具甚至操作系统全都重做一遍,成为端到端的全能巨头。

但我一直对这种“平台通吃一切”的构想持怀疑态度。不仅是因为资源跟不上,更因为这种做法在商业伦理上直接激怒了它最核心的盟友。

当 OpenAI 开始自己做高质量视频生成、自己做垂直搜索、自己做代码编辑器时,那些每个月向它支付数百万美元 API 费用的软件开发商、企业客户和创业团队,立刻感到了巨大的生存威胁。你的底层供应商同时也是你最大的潜在竞争对手,他随时可以用更新的技术和更低的调用成本,在一夜之间抹平你的产品护城河。

在真实的商业世界里,没有人会长期把命脉交托给一个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的伙伴。Anthropic 之所以能在企业市场迅速撕开一道口子,开源社区之所以能得到大量开发者的死心拥护,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外界对 OpenAI“通吃野心”的忌惮。

Altman 在这次访谈中明确表态要收缩战线、避免与客户竞争,并不是突然展现了某种道德自律,而是商业利益倒逼下的妥协。在算力本就极其紧张的关口,继续四面出击只会分散精力,同时把最重要的生态伙伴逼向对手的怀抱。

放弃吞噬一切的应用野心,退守为一家纯粹的技术与基础设施服务商,虽然少了很多改变世界的浪漫色彩,但对当下的 OpenAI 来说,却是保住现金流防线的唯一理性选择。

撞上厚重的“经济惯性”

退守到企业级市场,就意味着必须接受企业级市场的游戏规则。而这个规则,与硅谷工程师习惯的“快速迭代、打破陈规”截然相反。

Altman 在这次访谈中有一个非常坦诚的反思。他说在 2023 年 GPT-4 刚发布时,大家对技术颠覆现实的速度估计得太激进了,实际上整个商业社会存在着巨大的“经济惯性”。

这个说法我非常认同。在技术圈内,我们习惯了看每两周一次的模型跑分刷新,习惯了看某个 Agent 在基准测试里又提高了几个百分点。但在真实的工业界和传统行业中,决定一项技术能不能落地的,从来不是它理论上的智力上限,而是它能否嵌入现有的复杂组织流程。

一家大型跨国银行、一家制造业巨头或者一家医疗机构,采购软件时最在意的往往不是“模型有没有创造力”,而是系统稳定性能不能达到 99.99%、数据隐私是否符合合规认证、出了故障谁来承担法务责任,以及它到底能不能跟二十年前写的老旧 ERP 系统打通。

很多企业内部甚至连最基础的数字权限体系和知识库都还没有理顺,大模型扔进去,不仅无法直接变成生产力,反而可能引发严重的数据泄露或越权风险。

这种由于合规、法律、组织层级和惯性思维构成的阻尼层,其厚度远远超出了纯技术人员的预估。这也是为什么,今天 OpenAI 最紧迫的任务不再是向公众演示炫酷的新 Demo,而是开始大批量组建企业级销售团队、招募行业解决方案专家,去一家家跟大客户谈冗长的定制合同,陪着客户法务做繁琐的安全审查。

这种工作极其笨重、进展缓慢,而且需要消耗大量非研发类的人力成本。但恰恰是这些缺乏极客美感的脏活累活,构成了企业级软件最深的那道护城河。

踩下刹车,戴上枷锁

当商业重心全面转向企业级市场,随之而来的另一个不可逆变化,是技术研发本身的自由度被彻底锁死。

过去,大模型公司最大的卖点是激进和敏捷。但正如 Altman 透露的,当 OpenAI 在内部训练中触发了安全临界线、遭遇非预期行为后,他们选择的是主动叫停前沿强化学习训练,把主力算力挪去修筑对齐和监控防线。

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转折点。它说明模型能力在经历前两年的飞速狂飙后,终于撞上了工程控制与安全验证的硬墙。在面对个人用户时,模型偶尔胡说八道或者产生幻觉,可能只是社交媒体上的一个段子;但在涉及核心生产系统、商业机密和金融安全的企业级场景下,哪怕万分之一的不可控行为,都足以招致毁灭性的诉讼和监管惩罚。

当安全与合规从一种公关层面的伦理倡议,变成卡死技术能否交付的硬性门槛时,研发的减速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也顺理成章地解释了为什么 OpenAI 对短期内上市表现得越来越谨慎。

在私募股权市场,投资人还可以为了那个模糊而宏大的 AGI 愿景持续买单,容忍数以百亿美元计的研发消耗;但一旦走上公开资本市场,华尔街的逻辑是极其冷酷而短视的。公开市场需要稳定的毛利率、可预测的季度财报,以及经得起审计的研发投入产出比。

一家动辄需要因为对齐问题暂停主线训练、每年背负天文数字算力折旧、且商业交付周期越来越漫长的公司,根本承受不起二级市场每个季度的严苛拷问。在这个节点上,避开纳斯达克的敲钟台,并不是因为超脱,而是因为还没有穿好应付公开市场的厚重铠甲。

颠覆者的宿命

三年前,当 ChatGPT 第一次点亮屏幕时,很多人曾相信它会以一种全新的逻辑重构整个商业世界。

但三年后的今天,当尘埃稍微落定,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极具历史戏剧感的宿命循环:C 端的狂欢终究没能打破边际成本与商业留存的铁律;全能通吃的帝国野心撞上了生态伙伴的防御心理;而指数级进化的算法模型,最终不得不陷进传统商业厚重的组织惯性与采购泥潭之中。

我并不觉得 OpenAI 的这种转变是一种失败,或者说某种理想主义的褪色。恰恰相反,这是一家前沿技术公司在撞上现实世界的硬壁后,为了真正生存下去所必须完成的商业蜕变。

从试图颠覆一切的“普罗米修斯”,到低头搭建接口、处理合规、靠大企业订单维系生存的软件巨头,OpenAI 所经历的,其实是每一项通用技术在走向成熟过程中都逃不过的规训。

这场大模型革命不仅没有打破商业世界的底层法则,反而再次验证了经典商业规律那无可辩驳的重力。决定这轮技术浪潮最终能走多远的,从来不仅仅是那几行写在服务器里的神秘算法,而是颠覆者究竟能以多快的速度,学会向真实而笨重的世界低头。

连Sam Altman都没真正用上Codex,AI还缺一次iPhone时刻

最近看完 David Senra 对 Sam Altman 的这期访谈,我印象最深的不是他谈 OpenAI 接下来要训练什么模型,而是一个很小的细节。

Senra 问 Sam,有没有哪件事情连他自己都觉得很矛盾:明明知道 AI 已经可以用一种更好的方式完成工作,甚至这个产品就是自己公司做的,但还是改不过来。

Sam 说,自己已经用电脑20年了,现在明明有 Codex,理论上应该彻底换一种方式工作,但现实里,他依然会一封封看邮件,在不同聊天软件之间复制粘贴,维护 To-do List,然后按照过去20年的方式处理这些重复工作。

他没有把原因简单归结为“人的习惯太顽固”,而是说了一句我觉得更值得讨论的话:这“mostly a product failure”。随后他把今天的 AI 比作 iPhone 出现之前的智能手机——很多技术已经有了,但那个彻底改变人与技术交互方式的产品还没有出现。AI 还没有迎来自己的“iPhone moment”。

这句话比“AI什么时候达到AGI”更让我感兴趣。过去三年,模型能力不断上台阶,但如果把视线从 Benchmark 移回办公室,会发现很多人的工作方式并没有同步改变。

问题可能已经开始从“AI会不会做”,变成“为什么我们还没有这样工作”。

Sam承认自己看错的,是AI改变现实的速度

这期访谈前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铺垫。

Sam 说,他现在非常关注 Shopify CEO Tobi Lütke。Tobi 不是让下属做一份“AI转型方案”,而是自己写软件、试模型、重构工作流。Shopify 在2025年4月就把“默认先用AI”变成内部原则,后来官方披露,公司已经普遍采用 AI 代码编辑器,并购买了数千个 Cursor 许可证。

Tobi 的判断也很激进:2026年很多现有业务都会重新变得“up for grabs”,因为别人可以从零做一个 AI-native 的版本。但 Sam 这次反而没有那么乐观。

他回忆说,2023年 GPT-4 出来以后,自己原本以为软件行业会很快发生更大的重构,很多现有软件公司的位置会迅速动摇。三年之后,他承认这个时间判断错了。原因并不是模型没有继续进步,而是“经济有太大的惯性”:用户继续向熟悉的公司买东西,公司继续使用熟悉的软件,员工继续按照熟悉的流程工作。Sam 的结论是,整个行业过去在时间表上都太激进了,社会和经济适应 AI 的速度会更慢。

过去关于 AI 的很多预测,都隐含着一个简单的等号:模型能力提高多少,现实世界就会跟着变化多少。但现在看,模型能力是一条曲线,技术进入组织、流程和人的习惯,是另外一条曲线。

AI用得越来越多,公司却没有同样快地变得更赚钱

如果这只是 Sam 自己的感受,当然还不能说明什么。但我后来又看了一下 McKinsey 刚刚发布的2026年全球 AI 调查,里面有一组数字很有意思。

这项调查覆盖97个国家、1719名受访者。接近九成受访者所在的组织,已经至少在一个业务部门经常使用 AI;44%的企业已经进入全公司规模化使用。80%的受访者也明确表示,AI提升了个人生产率。

但到了公司财务结果这里,增长突然慢了下来。只有37%的受访者认为 AI 已经对所在企业的 EBIT,也就是息税前利润,产生正面贡献,这个比例和2025年基本没有变化。McKinsey 定义的“AI高绩效企业”——至少5%的 EBIT 可以归因于 AI,同时认为 AI 已经产生显著价值——也只有6%。

这个反差很能说明问题。员工已经觉得自己更快了,公司也买了更多 AI,但“个人快一点”并不会自动变成“整个公司效率提高同样多”。

公司不是一群独立工作的个人简单相加。一个员工用 AI 把文档从两小时缩短到20分钟,如果下一步审批仍然要等两天,企业整体速度几乎没有变化。

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讨论企业有没有“采用AI”,意义正在变小。给所有员工买一个 ChatGPT 账号当然算采用,给程序员装上 Coding Agent 也算采用,但它们和真正改变公司的工作方式,中间还差得很远。

把AI塞进旧工作流,不等于真的变成AI-native

我自己在开发软件时,对这个差别感受很明显。现在 Coding Agent 已经可以承担很大一部分代码实现,但如果我仍然按照以前的方式,把一个任务拆成很小的需求,写完一段再人工检查一段,那么得到的主要还是“写代码更快”。

更大的变化,是重新考虑哪些事情根本不应该再由人逐步执行:Agent 能不能自己读取代码库和历史上下文,测试和验证能不能同步完成,人只在架构、取舍和异常节点上介入。做到这一步,变化的才不是某一个环节的速度,而是整个工作方式。

企业里也是一样。McKinsey 的2026年调查中,真正获得显著 AI 价值的那6%企业,有接近四分之三已经因为 AI 对工作流进行“根本性重新设计”;其他企业这么做的只有约四分之一。

这让我想到经济学里经常讨论的“生产率J曲线”。电力刚进入工厂时,很多企业只是把蒸汽动力换成电动机,原来的布局和流程并没有改变。后来企业围绕电力重新设计机器布局、生产线和组织方式,更大的生产率提升才逐渐出现。美国国家科学院总结相关研究时提到,工厂从电气化到获得显著生产率提升花了30—40年,关键就在于它们最终不再围绕中央动力轴组织生产,而是给机器配置独立电机,按照物料流重新设计工厂。

AI现在怎么看都有一点类似。

给员工买 ChatGPT、给程序员买 Codex,然后在原来的流程旁边加一个 AI 按钮,当然已经能提高效率,但它距离 AI-native 还有很远。

所谓AI的iPhone时刻,可能是一种新工作方式

所以我比较认同 Sam 的“iPhone moment”这个比喻,但我理解的重点并不是将来一定会出现一台类似 iPhone 的 AI 硬件。

今天使用 AI,很多时候还是一个主动行为。收到一封邮件,我先判断这件事情能不能交给 AI,然后打开 ChatGPT,把背景复制进去,再告诉它我要什么,拿到答案以后检查,再复制回邮箱。AI仍然是一个外挂在旧工作流旁边的工具。

如果未来 AI 已经知道我的邮件、日历、文档、项目历史和工作目标,它可以自己判断哪些事情能够完成,哪些需要我决定,只在真正需要判断、授权和承担责任的时候把问题交回来,那时候人与计算机的关系才真的变了。

到了那一步,我们可能也不会天天说“我今天用了几个小时AI”。我更倾向于认为,AI的iPhone时刻首先是一种交互方式和工作方式的变化:从人主动调用AI,变成AI默认存在于工作过程中。

不过,我并不完全认同 Sam 所说的“主要是产品失败”。今天的 Agent 还有一个 iPhone 当年不存在的问题:可靠性。

手机上的一个 App 偶尔崩溃,用户重开一次也就算了;一个替你发邮件、改生产代码、操作企业系统甚至执行付款的 Agent,如果每20次任务里有一次严重错误,就很难真正做到无人监督。

METR 今年更新的 Agent “任务时间跨度”研究显示,前沿模型能够独立完成的软件任务长度仍在快速增长,但 METR 特别提醒,50%时间跨度并不意味着这个长度以内的任务都可以放心交给 AI。一些可靠性要求高、又难以验证的工作,可能需要98%以上的成功率才值得自动化;现实工作通常还比测试集里的任务更混乱。

所以今天没有出现 AI 的 iPhone 时刻,不能全部怪产品经理,也不能简单归结为人的习惯。模型的可靠性、长期任务能力、上下文、权限、安全和成本仍然需要继续进步;另一方面,我们也确实还没有找到一种足够自然的产品形态,把这些能力真正嵌进绝大多数人的工作里。

回到 Sam 自己那个有点尴尬的例子。他当然知道 Codex 能做什么,甚至比绝大多数人更早知道这些能力将走到哪里,但第二天打开电脑,他还是可能先点开邮箱,然后按照20年来形成的习惯开始工作。

这并不说明 Codex 不重要,反而说明一个新技术从“已经可以做到”走到“所有人自然地这样做”,中间还有一段很长的路。

ChatGPT 已经完成了 AI 的第一次大众普及。但如果把“iPhone时刻”理解为彻底改变人与计算机的交互,那么至少从现在来看,这件事情确实还没有发生。

等它真正发生的时候,我们大概不会再讨论“应该怎么把AI加入工作流”。

因为那时,我们已经很久没有按照过去的方式工作了。

Sam Altman不再相信“AI会消灭工作”,他到底看错了什么?

在最近一期《Invest Like the Best》访谈中,主持人Patrick O’Shaughnessy问Sam Altman,他对AI与工作的看法是否发生了变化。Altman没有直接从未来谈起,而是回到了2019年:如果把OpenAI今天最先进的模型拿给当时的AI从业者看,他们大概会认为AGI已经到来,也会判断经济和劳动力市场早就应该被彻底改变。

但现实并没有发生如此剧烈的变化。

Altman说,当时整个AI行业对此都非常自信,而事实证明,这种判断至少在时间和方式上错了。既然曾经如此确信,结果却与现实存在这么大的差距,就应该保持“智识上的谦逊”,重新修正自己的认识。他现在明确表示,自己不再是一个“工作末日论者”,未来仍然会有大量工作,人们甚至可能比现在更忙。

这段话真正值得注意的,不是Sam Altman突然变得乐观了,而是他承认,过去关于AI与就业的推理可能过于简单。我们曾经以为,只要模型拥有足够强的知识和推理能力,它就会迅速替代白领工作。但今天的模型能力已经超过几年前许多人的想象,截至2026年6月,美国失业率仍为4.2%,当月非农就业增加5.7万人,至少没有出现人们想象中的大规模失业。这个数据当然不能证明AI没有造成局部替代,却足以说明,模型变强与工作消失之间,并不存在一条简单的直线。

一、AI能完成很多任务,却还不能完成“一份工作”

Altman给出的第一个解释,是AI的能力非常“锯齿状”。它在一些领域像超人,在另一些领域却像一个不懂常识的幼儿,而人类目前恰好可以补上这些能力缺口。

这并不只是使用AI时的一种主观感受。哈佛商学院等机构曾对758名波士顿咨询公司的顾问进行实验。在AI能力边界以内的任务中,使用GPT-4的顾问平均多完成了12.2%的任务,速度提高25.1%,结果质量也更高;但在超出模型能力边界的任务上,依赖AI的人反而更容易得到错误答案。AI不是从简单到复杂整齐地向前推进,而是在相邻任务之间也可能出现巨大的能力落差。

过去很多就业预测的问题,就出在这里。我们把“AI能够完成工作中的某项任务”,直接推导成“AI能够替代从事这份工作的人”,中间省略了最重要的一层:一份工作不是若干任务的简单相加。

软件工程师不只是写代码,还要理解模糊的需求,选择架构和技术方案,处理旧系统留下的问题,判断结果是否可用,并在上线后承担后果。医生不只是识别影像,教师也不只是讲解知识。AI最先自动化的,往往是边界清晰、输入明确、结果容易验证的环节;只要剩余的判断、协调和例外处理仍然需要人,一种职业就不会按照任务自动化的比例同步消失。

二、我们高估了模型能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

2023年,OpenAI参与的一项研究估计,美国约80%的劳动者,至少有10%的工作任务可能受到大语言模型影响;约19%的劳动者,至少一半任务可能受到影响。这个数字后来被大量引用,也制造了不少焦虑。但研究衡量的是任务的“技术暴露程度”,并不是预测多少人会失业,更没有给出这些能力被企业真正采用的时间。

从模型“理论上能够做到”,到企业“真的把工作交给它”,中间还有很长的距离。企业需要整理数据、接入内部系统、重新设计流程,处理权限、安全和合规问题,还要建立人工复核与责任机制。AI能够生成合同,不代表法务部门会允许它独立签发合同;AI能够给出医疗建议,也不意味着医院可以把诊疗责任直接交给模型。

Anthropic在一项研究中,把职业任务的理论暴露程度与Claude的实际使用情况进行了比较。计算机程序员的任务覆盖率达到75%,数据录入岗位为67%,但仍有约30%的劳动者,其工作任务在Claude的使用数据中几乎没有覆盖。即使在最适合AI的知识工作中,能力、使用和真正的岗位替代之间,仍然存在明显距离。

所以,企业更可能先少招一些人,或者让一个团队用更少的人完成过去的工作,而不是看到模型升级,就立刻按照比例裁掉员工。AI对就业的影响更像一层一层渗透:先改变个人的工作方式,再改变团队规模和招聘需求,最后才可能改变职业本身。

三、人类仍然掌握的,不只是完成任务的能力

Altman给出的另一个解释,是人类社会并没有因为AI能力提升,就迅速放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现在已经可以使用AI咨询师、AI销售和AI工程师,但多数人仍然更愿意与一个具体的人交流;AI能够生成优秀的图片和小说,人们也依然会关心作品背后的创作者是谁。对于CEO这样的职位,人们希望知道是谁在为一家公司的决策负责,以及决策错误时应该追究谁,而不是把最终决定完全交给一个AI系统。

在访谈的另一部分,Altman还谈到,人类的判断力和“品味”仍然很难被AI建模,不过他也承认,“品味”或许并不是最准确的词,我们可能还需要一个新的概念来描述这种能力。

这里需要区分几件事情。AI并不是完全没有审美和判断能力,它可以学习大量作品,模仿不同风格,也可以依据历史数据判断什么样的标题更容易传播、什么样的界面更符合大众偏好。随着模型能力提高,这类判断还会继续改善。

但一项选择是否被人们接受,并不只取决于结果本身,还取决于是谁作出了选择、他为什么这样选择,以及人们是否信任这个选择者。人们阅读一本小说,购买一件艺术品,或者接受一次咨询,得到的不只是一个结果,也包括结果背后的经历、立场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责任则是另一个层面。AI可以生成决策,却不能自然获得决策权,也不能像人一样被辞退、吊销执照、赔偿损失或承担道德谴责。责任不是一种与写作、编程并列的技术能力,而是一种由法律和社会制度赋予的身份。当前更难被AI替代的,因此未必只是所谓的“品味”,而是工作中的控制权:谁确定目标,谁判断结果是否可以接受,谁作出最终取舍,以及出了问题之后由谁负责。

四、没有出现“工作末日”,不等于没有人失去入场券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得出“AI不会替代工作”的乐观结论。宏观就业市场没有崩塌,与一些岗位已经开始收缩,完全可以同时成立。

斯坦福数字经济实验室利用ADP的薪资数据发现,在AI暴露程度最高的职业中,22至25岁的初级劳动者就业表现明显弱于年长劳动者。最新数据中,早期职业的软件开发者和客服岗位出现了显著下降,而相同职业中的资深劳动者仍然相对稳定或继续增长。研究同时强调,宏观经济、利率和企业周期也可能影响就业变化,因此这些结果不能被简单理解为AI造成失业的完整因果证明。

但这个信号仍然值得重视,因为AI最先替代的那些任务,恰好也是过去交给初级员工的工作。基础编码、资料整理、标准文案、简单设计、初步研究和常规客服,一方面最适合AI,另一方面又是新人进入行业、熟悉业务和积累判断力的主要方式。

如果企业不再需要新人完成这些基础任务,新人就很难通过日常工作成长为高级工程师、咨询顾问和管理者。AI一方面把有经验的人推到更高的工作层级,另一方面也可能抽掉通往这个层级的梯子。未来最先发生的,也许不是大量在职员工突然被裁,而是公司减少招聘,一个团队从十个人变成六个人,过去需要几年才能掌握的架构、判断和管理能力,开始成为新人进入行业时就必须具备的条件。

五、AI改变的不是工作是否存在,而是人站在哪一层

Altman用软件工程举例。程序员可能越来越少以传统方式逐行编写代码,但“让计算机按照人的意图完成事情”仍然是一项重要工作;研究人员当前的大量工作流程也会被自动化,但研究本身会转移到更高的抽象层级。

我自己的感受也是如此。现在日常开发中的大部分代码都可以交给AI完成,写代码本身的重要性确实在下降,但这并没有让开发变得不再需要人。相反,当代码生成越来越便宜,真正决定结果的,变成了需求是否清楚、任务能否正确拆分、架构是否合理,以及人能不能及时发现AI做错了什么。

这也意味着,“学会使用AI就不会被替代”是一句过于轻松的话。不是每个人都能自然地上移到更高层级,更高层级的位置也不会和过去一样多。AI带来的未必是所有人效率提高之后皆大欢喜,而可能是少数能够定义问题、组织资源、验证结果并承担责任的人,管理越来越多由AI完成的工作。

Sam Altman当年真正看错的,不是AI能力提升的速度,而是模型能力、企业组织和劳动力市场之间,并不存在一条直接的传送带。AI可以在一年内跨过多个能力门槛,企业却需要更长时间重构流程,社会也不会轻易把判断权和责任交给机器。

但这同样不能成为长期乐观的理由。锯齿状的能力边界一直在向前移动,今天必须由人补上的缺口,明天可能就会被填平。AI没有按照人们想象的方式瞬间消灭工作,它正在做的,是先拆解工作,自动化其中的任务,压缩初级岗位,再重新划分谁负责执行、谁负责判断、谁拥有决定权。

未来真正稀缺的,可能不再是完成一项任务的能力,而是知道什么任务值得完成,能够判断结果是否可以接受,并愿意为这个结果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