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商业观察

AI项目已经付了开发费,为什么以后还要继续付Token?

我最近在一个AI项目里,碰到一个以前做软件时很少需要解释的问题。

甲方对开发费用本身没有太大疑问,需求、开发、测试、上线,这套流程大家都熟悉。真正卡住的是上线以后:为什么系统已经开发完成,后面每个月还会继续产生Token费用?在传统项目的理解里,一套软件花钱做完、验收、交付,项目基本也就结束了。现在却变成系统用得越多,后面还有一笔持续增加的费用,这很容易被理解成“项目之外又多收了一笔钱”。

仔细想了一下,甲方有这个疑问其实很正常。过去二三十年,大部分企业就是按照“建设一个系统”的方式采购软件,预算也围绕功能范围、开发周期和人力成本来做。AI带来的变化,是在这套大家熟悉的成本结构上,又增加了一层以前没有这么明显的东西:智能本身也开始按使用量计费。

项目做完了,为什么费用没有结束

传统软件当然也不是只花一次钱。服务器、数据库、云存储、CDN、短信、许可证、运维,都可能是持续成本。企业其实早就在接受按量付费。

AI不一样的地方,是这种持续成本开始进入软件最核心的能力。过去做一个订单系统,计算金额、查询库存、生成报表,这些业务逻辑已经写在代码里。用户执行一次还是十次,会增加服务器负载,但通常不会因为每点一次按钮,就再向一个“订单计算服务商”支付一笔费用。

大模型不是这样。用户问AI一个问题,需要调用一次模型;让AI总结一份合同,要把合同内容送给模型处理;让Agent查资料、分析数据、调用工具再给出答案,背后可能发生多轮模型调用。每一次模型处理输入和生成输出,都在消耗计算资源。

Token就是模型厂商对这种消耗最常用的计量单位。DeepSeek官方文档把它定义为模型表示自然语言文本的基本单位,也是计费单元,费用根据输入和输出Token数量计算。不同模型的分词方式并不完全相同,所以企业不用纠结“一个Token到底等于几个汉字”,把它理解成“AI处理了多少信息”的计量单位就可以了。

如果一定要找一个甲方更熟悉的类比,我觉得它更接近电费。项目开发费相当于把设备和线路建起来,而Token是设备运行以后持续消耗的电。这个比喻并不完全准确,但至少能解释为什么“系统已经交付”和“以后仍然有使用成本”并不矛盾。

Token不是一个固定价格,它会随着AI怎么用而变化

以现在国内模型的API价格看,这件事情已经相当明显。DeepSeek目前的V4 Flash在工作日高峰时段,100万Token缓存未命中的输入价格是3元,输出9元;如果输入命中缓存,同样100万Token只要0.1元。V4 Pro对应的高峰价格则是输入9元、输出27元,而且空闲时段价格还是高峰的一半。

Kimi也是类似的结构。目前Kimi K2.6官方价格是缓存命中1.1元/百万Token、普通输入6.5元、输出27元;K2.5则是0.7元、4元和21元。 这里值得甲方注意的并不是哪家便宜几块钱,而是AI系统的成本已经和“用了哪个模型、一次塞进去多少资料、生成多长的答案、缓存有没有利用起来”直接相关。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假设一个AI客服系统每天处理1万次请求,每次平均输入3000 Token、输出500 Token。按DeepSeek V4 Flash高峰期、缓存未命中的价格估算,一天大约消耗30M输入Token和5M输出Token,模型费用约135元,一个月大约4050元。如果业务增长到每天10万次,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一项就会变成每月约4万元。

这还只是一次问答。如果是Agent,一个任务内部可能需要反复读上下文、调用工具、检查结果再继续执行,成本会更复杂。所以同样一个已经开发完成的AI系统,100个人用和10万人用,后续费用显然不可能完全一样。

以前谈项目预算,我们主要是在估算“把东西做出来要多少钱”;AI项目上线以后,还需要多问一句:“这套智能以后被使用起来,一个月大概多少钱?”

理解Token,不等于接受一张没有上限的账单

说到这里,很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既然AI按使用收费,那甲方是不是只能接受每个月用了多少Token就付多少钱?

我并不认为应该这样。Token是模型厂商的技术计量单位,但它不应该成为企业管理AI项目的最终单位。企业真正应该知道的是,这笔费用能不能预测,超过多少会预警,以及它对应了多少业务价值。

这也是为什么AI项目在设计阶段就应该把成本控制做进去。比如简单任务用便宜模型,复杂问题才切到更强的模型;重复出现的大段上下文尽量使用缓存;限制Agent一次任务最多执行多少轮;对不同部门设置调用额度;当月度成本接近预算时主动告警。DeepSeek同一款V4 Flash,高峰期缓存命中的输入价格只有未命中的三十分之一,这已经足以说明,Token成本本身也是产品和架构设计的一部分。

实际商务上也不一定非要把一张Token明细表直接扔给客户。可以是开发费加实际模型费用,也可以是每月固定费用包含一定使用额度;大型企业还可以自己持有模型厂商账户。形式有很多种,关键是双方先承认这笔成本客观存在,再决定谁来承担波动风险。

企业最后要算的,其实不是Token,而是一件事情多少钱

我最近又看了一下FinOps Foundation今年关于AI Token Economics的资料,他们在调研中把SaaS模型Token的成本和使用管理列为从业者当前面对的首要挑战。原因也很现实:Token是很多财务和业务人员以前没有接触过的单位,模型之间价格差异又很大,用传统预算工具并不好管理。

今年8月,Linux Foundation专门成立了Tokenomics Foundation,首批有30家机构参与,包括Accenture、IBM、JPMorgan Chase、Oracle、SAP和ServiceNow等。它要解决的问题已经不只是“Token怎么算”,而是希望建立AI总成本、Cost to Serve以及ROI的共同衡量方法。

这说明我们在项目现场碰到的问题,并不是某一家甲方“不懂AI”,整个行业都还在学习怎么给“智能”算账。

而且再往前一步,企业最后也不应该长期盯着100万Token多少钱。真正有意义的指标应该是:AI处理一份合同多少钱,完成一次客服多少钱,一个Agent跑完一项业务任务多少钱。

假设人工审核一份材料需要30元,AI平均成本是1元,那么即使企业每个月因此产生几十万元Token费用,这个项目仍然可能非常划算。反过来,如果一个AI功能完成一次任务花50元,人工只需要10元,那么模型单价再便宜,也很难证明它有商业价值。

我现在再回头看最开始甲方提出的那个问题——项目费用已经付了,为什么以后使用AI还要继续付Token——答案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过去我们采购软件,主要是在购买一套已经写好的业务逻辑;现在做AI项目,除了购买这套系统,还在持续调用模型提供的智能计算能力。开发完成以后,前一笔成本基本确定了,但后一笔成本才刚刚随着实际使用发生。

甲方并不需要成为Token专家,也不应该接受无法预测的费用。但如果还希望像过去那样,只问“这个项目一共多少钱”,然后认为验收以后所有成本都应该结束,那么很多AI项目确实会越来越难算清楚。

更合适的问题可能已经变成了:这套AI一年总共要花多少钱,以及它每帮我完成一件事情,到底值不值这笔钱。

星宇股份劝退107名应届生,真正该为企业犯错买单的是谁?

最近星宇股份劝退应届生的事情,让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常州市人社局8月25日通报确认,星宇股份2026年共招录440名高校毕业生,最终与其中107人解除劳动合同。官方称协商过程中“方法简单生硬,缺乏充分有效沟通”,公司随后停职人力资源总监。两天后,星宇股份公开致歉,承认“管理层在决策上有失误”,向107人提供3个月求职生活补贴,11月底前仍未就业的,再给予6个月工资补偿。

事情并没有停在劳动纠纷上。8月31日,媒体披露奔驰已经受理相关举报,并转交专业团队进一步审查;社交媒体上也出现了抵制星宇产品的声音。与此同时,星宇正在冲刺H股上市:7月29日第二次向港交所递表,8月中旬刚拿到中国证监会境外上市备案。需要说明的是,奔驰目前只是受理并进一步审查,并没有作出最终处罚;星宇的H股上市也没有因为这件事被公开宣布暂停。

我比较在意的恰恰是这里。如果星宇因此失去客户、上市受阻甚至经营恶化,最后受到影响的,会不会还是那些没有参与这次决策的普通员工?

星宇并不是一家已经经营不下去的公司

按照最新港股招股材料,2025年按销售额计算,星宇在中国汽车照明市场占有率11.6%,排名第一;全球份额4.6%,排名第七。截至今年3月底,它已经进入全球前十大整车制造商中的9家供应体系。

2025年星宇营收152.57亿元,同比增长15.12%,归母净利润16.24亿元,同比增长15.32%。到了2026年上半年,营收68.84亿元,只增长1.87%,净利润6.69亿元,同比下降5.26%。公司解释,主要受到下游乘用车内销不畅、部分配套车型销量不及预期以及原材料上涨影响。

所以更准确地说,星宇面临的是增长放缓和利润压力,还远没有到“企业活不下去”的程度。企业当然有权根据市场变化调整组织,但如果一次招聘计划在几个月后就发生如此大的变化,首先应该解释的,是当初的招聘、订单预测和人员规划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这些判断显然不是刚毕业的学生做出的。他们拿到Offer、放弃其他校招机会、毕业、入职,然后才发现公司的规划变了。按照媒体披露的录音和当事人说法,一些员工面对的是“协商离职或者调整到生产操作岗位”的选择。这里是否构成违法解除,需要由劳动监察、仲裁或者法院根据具体事实判断。但《劳动合同法》的边界很清楚:试用期并不是企业可以随意解除劳动合同的空白期,劳动合同约定内容的变更,原则上也需要双方协商一致。

公司后来承认“管理层在决策上有失误”,我觉得这句话比“沟通方法简单生硬”更接近问题的核心。因为如果决策错了,只把执行这件事的人力资源总监停职,还没有回答:错误是谁做出的,成本又应该由谁承担。

107个人背后,还有另一组更值得注意的数据

我后来又翻了一下星宇过去两年的年报。2024年底,星宇共有10426名正式员工;到了2025年底,只剩7532人,一年减少2894人。其中生产人员从7911人下降到4729人,技术人员则从1734人增加到2080人。

如果只看这些数字,可以把它理解成正常的人员结构调整。但另一组数字更有意思:2024年,星宇劳务外包总工时约863.8万小时;2025年增加到1087.4万小时,同比增长25.9%。对应的劳务外包报酬,也从2.44亿元增加到3.02亿元。

这不能证明星宇简单地把“正式员工换成外包工”,不同岗位和工厂无法一一对应。但至少说明,在正式员工大幅减少的同时,公司对外部弹性用工的需求并没有同步下降,反而明显增加。

站在企业经营者的角度,这很好理解。正式员工意味着更稳定的劳动关系,也意味着行业波动时更高的固定成本;外包更灵活。从财务管理上看,这是提高组织弹性。但从员工角度看,同一件事还有另一面:企业把原来自己承担的一部分经营波动,转移给了劳动者。

企业发展顺利的时候,股东通过利润、分红和股价上涨获得收益,核心员工也可能通过奖金和股权激励参与分享。星宇并非完全没有员工激励,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覆盖68名高级管理人员和骨干员工,所以简单说“企业赚钱从来不分给员工”并不准确。

真正不对称的是,大部分普通员工主要拿工资,上行空间有限;但当订单预测错了、组织扩张过快或者行业突然下行时,他们的工作本身却可能成为企业最先调整的变量。经营者拥有更大的决策权,也享有更多企业成功带来的收益,那么在决策出现错误的时候,理论上也应该承担更多责任。

可如果大家真的把星宇“抵制倒了”,谁最先受伤?

一些员工把问题提交给了奔驰等供应链相关方,奔驰目前至少已经确认受理并转交进一步审查。社交媒体上也出现消费者抵制星宇产品、甚至抵制使用星宇车灯车型的声音。这里需要说清楚:现在没有证据证明奔驰已经取消星宇订单,也没有证据表明港交所因为这件事暂停了星宇上市,更没有销量数据能够证明消费者抵制已经产生实际销售影响。

但这种风险确实存在。星宇是整车厂供应链的一部分,一旦客户因为劳动合规、ESG,也就是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或者声誉问题削减采购,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收入和订单减少。

假设当初招聘和人员规划是少数管理者做出的,107名毕业生先承担了第一轮成本;员工维权以后,如果公司下一步为了保利润再次压缩成本,那么承担第二轮成本的,很可能是剩下的7000多名正式员工、外包工,以及依赖星宇订单生存的供应商。这些人同样没有参与最初的决策。

我并不是说消费者不应该抵制,更不是说107名毕业生就应该忍下自己的损失。消费者当然有权决定自己的钱花给谁,劳动者也应该使用法律、监管和客户合规渠道保护自己。没有这些约束,企业更没有动力尊重员工。

但“惩罚一家公司”和“惩罚做错决定的人”,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一件事。公司在法律上是一个主体,在现实里却是一群利益不同的人:创始人、董事会、高管、普通员工、外包人员、股东、供应商。错误决定可能只有少数人参与,市场惩罚却会扩散到整个组织。

让决策权和责任重新匹配

所以回到标题的问题,企业犯错到底应该由谁买单?

我的答案并不是普通员工不应该承担任何经营风险。市场经济里不可能完全隔绝行业周期,公司也确实需要在需求变化时调整人员。股东同样不是只赚不赔,企业估值下降、利润减少甚至破产时,资本也会承担损失。

我更在意的是,风险承担应该尽量与决策权和收益权匹配。

对于107名毕业生,首先应该把劳动合同和补偿问题妥善解决;对于公司自己承认的“管理层决策失误”,还应该回答,它到底发生在HR执行层,还是招聘规划、订单预测和经营管理层。停职一个人力资源总监很容易,但如果440人的招聘本身来自更高层的经营计划,那么只处理HR显然不足以解释整件事。

资本市场和客户的监督,也应该更多指向公司治理。上市审核真正应该关心的,不只是这一百多人最后拿到了多少钱,而是企业有没有机制,避免下一次经营预测发生变化时,又把最容易处理的人当成风险缓冲垫。

我过去做企业和产品相关的工作,越来越觉得一个组织真正的管理水平,往往不是在增长最快的时候看出来的。订单增加、利润上涨的时候,很多问题都可以被增长掩盖;真正到了收入变慢、利润承压、需要做取舍的时候,企业选择让谁先承担成本,才最能看出它怎么理解员工、股东和自己的责任。

星宇最终会不会因为这次事件影响H股上市,现在还不知道。奔驰的审查会走到哪一步,也不能提前下结论。

但107名应届生已经把一个现实问题摆到了台面上:企业当然需要经营效率,也必须允许失败和调整;只是一个成熟的市场规则,不应该让拥有最少决策权的人,一次又一次成为最方便的成本承担者。

如果一个人拥有更多决定企业方向的权力,也分享了更多企业成功的收益,那么企业犯错的时候,他理应比那个刚入职一个月的年轻人承担更多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