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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1日是腾讯成立28周年的日子,马化腾在内部LinkTime全员会议上的讲话最近在圈子里引起了不少讨论。从《证券时报》等媒体的公开报道来看,他这次的语气相当严厉,核心是要求腾讯加快组织变革,去适应AI时代完全不同的竞争方式。为了把这件事讲明白,他还用“陆军”和“海军”给公司未来的业务做了划分:一部分人作为陆军守住现有业务,用AI把效率提上去;另一部分人则作为海军去探索AI Native(原生人工智能)业务,寻找新的增长空间。这番关于组织调整的表态一度在外部被传成了“腾讯要裁员50%”,后来腾讯官方专门出来辟了谣。
虽然网上流传的讲话全文并没有得到官方逐字确认,但字里行间透出来的紧迫感是藏不住的。我看到相关报道时的第一反应其实有些意外。以腾讯今天的体量,它显然不是一家缺钱、缺技术或者缺用户的公司,手握微信、QQ、游戏、支付、广告和企业微信这么庞大的业务体系,前期的AI资源也没少投。这样一家基本盘极其稳固的互联网巨头,为什么到了AI时代反而表现出如此强烈的焦虑?仔细梳理了腾讯这两年的动作后,我更倾向于认为,腾讯AI战略目前最棘手的问题,恰恰来自它过去二十多年积累下来的成功经验。
产品铺得很广,但腾讯AI战略的取舍还没那么清晰
如果说腾讯没有AI战略,这显然不符合事实。从底层的混元大模型到C端助手元宝,从面向办公与研发的WorkBuddy、CodeBuddy到微信智能体,再加上腾讯云的算力底座,腾讯几乎在AI产业链的每个重要环节都布了局。真金白银也没少花,翻看腾讯2026年第二季度的财报,单季度资本开支达到了528亿元,同比增长176%,这里面相当大一部分都投向了AI基础设施。对于一家过去主要靠软件研发、社交平台和流量分发赚钱的公司来说,这种重资产、大规模的算力投入,实际上已经改变了它原有的经营结构。
不过,各个业务线都在做AI,并不等于集团层面的战略已经足够清晰。我做了二十多年互联网产品开发和技术管理,在日常带团队和做架构规划时有一个很直接的体会:企业管理层最核心的工作,其实是确定主攻方向、做好残酷的战略取舍,然后把大目标拆解成可执行的工程任务。至于具体的产品形态怎么打磨,完全可以交给一线团队去试。反过来,如果最上面没有明确最终要在哪个支点上建立不可替代的竞争优势,只是笼统地要求各个部门“积极拥抱AI”,下面的团队就很容易顺着各自的业务惯性去找机会。最后做出来的产品虽然多,却很难拧成一股绳。
腾讯眼下遇到的差不多就是这种状况。元宝想做个人AI助手,WorkBuddy切入企业生产力市场,微信智能体试图连接生活服务,混元则承担基础模型的角色。这些方向单独拎出来看都有逻辑,但如果再往下追问一层,腾讯最终到底希望靠什么守住下一代入口?是通过微信成为用户调用AI的默认界面,还是依靠WorkBuddy占领企业工作流?是让混元大模型本身成为核心壁垒,还是利用现有生态去吸引更多的第三方Agent(智能体,即能够理解目标并自主调用工具完成任务的AI系统)?这些方向在早期当然可以并行探索,但走到深水区,就必须有明确的优先级和协同关系。尤其是在AI开始持续消耗百亿级算力和资本的时候,战略摇摆的试错成本,已经远远高于当年孵化几个移动互联网应用了。
字节在抢走更多时间,而AI正在改变衡量价值的方式
除了内部方向的取舍,腾讯面对的外部压力还来自移动互联网原有竞争格局的演变。根据野村证券援引QuestMobile在2026年9月统计的数据,在中国移动端使用时长排名前50的应用里,字节系应用拿走了约41.8%的时长份额,而腾讯系是29.3%;如果只看单一应用,微信依然以19.3%略高于抖音的18.5%。
这组数据放在一起看其实挺有意思。微信依然是毫无争议的国民级应用,但从整个产品矩阵来看,字节已经切走了更多的用户时间。抖音、红果短剧、今日头条这些产品,都在围绕内容消费源源不断地消耗用户的注意力。微信虽然有视频号,但它同时背负着日常通讯、工作沟通、移动支付和生活服务等大量高频需求,用户每天打开微信几十次,很大一部分操作是冲着办事和联系去的,并不都是为了消磨时间。顺便说一句,我并不认同市面上那种“腾讯游戏已经全面疲软”的判断,毕竟2026年第二季度腾讯游戏业务收入依然达到了659亿元,同比增长11%,造血能力和竞争力依然很稳。
真正值得留意的变量是,过去移动互联网巨头主要靠争夺“用户使用时长”来建立优势,而AI正在引入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评估标准。在短视频和信息流平台上,用户停留的时间越长,平台塞进广告和促成交易的机会就越多。但到了AI Agent的场景下,逻辑反过来了:用户可能只需要交代一句话,系统就能在后台帮他完成信息检索、商品比价、酒店预订,甚至是处理一段复杂的工作流。这类产品的核心价值,不再取决于用户盯着屏幕看了多久,而在于它替用户准确完成了多少有实际价值的任务。
我对这种变化之所以感触比较深,是因为前阵子我把AI接入了自己的生产系统,让它结合服务器日志、数据库和代码仓库去辅助排查线上故障。以前遇到棘手的问题,工程师得在好几个监控台和终端之间来回切换、手动检索比对,耗费不少时间;现在相当一部分日志过滤和初步归因工作可以直接交给AI在后台跑完,人只需要做最后的确认和决策。这种工程实践上的变化让我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生产力工具和传统互联网应用的价值衡量方式确实不在一个维度上。当然,AI帮你省出时间之后,人的娱乐需求并不会消失,省下来的时间可能还是会被拿去刷短视频。但站在平台的角度看,“任务完成能力”正在成为与“注意力时长”并列的新战场。腾讯不能只盯着怎么把用户留在微信的界面里,还得想清楚怎么让AI代表用户把事情办成。
微信当年赢在内部赛马,但AI时代需要更强的技术底座协同
顺着组织和产品演进的逻辑往下看,腾讯沿用多年的内部赛马文化,在今天也到了需要重新审视的时候。2016年马化腾在清华大学和钱颖一对话时,曾复盘过微信诞生的过程。当年移动互联网刚起势,腾讯内部有三个团队同时开发移动通讯类产品,最后张小龙带领的QQ邮箱团队跑了出来,成就了微信。这也是腾讯内部赛马机制最常被外界提起的一个成功案例。
我并不觉得赛马机制本身有什么问题。在技术门槛相对可控、产品形态还不明确、试错成本也有限的阶段,让几个团队在市场上并行摸索,确实能提高撞中爆款的概率。但AI时代的工程特征和成本结构已经变了。训练基础模型需要集中消耗海量的算力,日常推理服务需要真金白银的持续投入;更重要的是,当Agent要真正深入到具体的业务流程里去干活时,背后涉及到数据清洗、权限管控、工具调用(Tool Use)协议以及安全边界的设定。如果这些底层能力在不同的事业群(BG)之间各自造轮子、重复建设,不仅会拉高硬件和研发成本,还会导致内部系统之间难以互通。
腾讯管理层显然也注意到了外界对这方面的讨论。2026年6月,汤道生曾公开回应过这个问题,他的解释是元宝、WorkBuddy和CodeBuddy分别服务于个人生活、企业办公和代码研发等不同场景,并不是在搞内部同质化竞争。从业务切入点来看,这个解释是站得住脚的,不同场景的交互逻辑差得很远,确实需要独立的产品形态去承接,不能简单地因为产品名字多就扣上资源浪费的帽子。
但作为一个长期和系统架构打交道的人,我更关心的是,这些面向不同场景的应用背后,到底有没有一套真正打通的技术底座、统一的任务执行标准和共享的生态战略。从软件工程的角度来说,前端的业务应用完全可以分散创新、各自贴近用户,但底层的模型调度服务、Agent运行沙箱、跨系统权限体系以及数据接口标准,更适合由集团层面建立共享机制。如果缺乏强有力的顶层架构约束,每个事业群为了快速出业绩,都很容易做出一套局部最优、但彼此割裂的系统,最后很难沉淀出集团层面的平台级优势。这也是为什么马化腾这次要先拿组织变革开刀——过去腾讯可以靠自下而上的赛马跑出下一个微信,但今天的AI竞争,需要管理层更主动地拍板:哪些底层能力必须集中打穿,哪些上层应用可以放手试错,以及不同部门之间到底按什么规则协同。
WorkBuddy能做成好生意,但生态开放的尺度决定了它的上限
在腾讯今年重点推进的AI产品里,WorkBuddy是一个很好的观察样本。根据腾讯10月29日公布的数据,这款产品自3月上线以来,累计处理的任务请求已经超过90亿次;其企业版也进入了50多个行业,覆盖了中国企业500强里的一半。这些数字至少说明WorkBuddy在推广落地上跑得很快。当然,做过企业服务的人都知道,接口的任务请求量不完全等同于真正闭环解决的高价值任务量,名录上的企业覆盖率也不等于长期高客单价的稳定续费率,要判断它最终的商业成色,还得看后续更细的收入、推理成本控制以及客户留存数据。
我并不怀疑AI生产力工具的市场空间,但我对WorkBuddy能不能复制微信那样的用户规模和统治力持保留态度。微信当年的护城河建立在高频通讯需求和熟人社交关系链之上,你的朋友、同事和客户都在里面,这种网络效应带来了极高的迁移成本。而WorkBuddy这类工具的逻辑完全不同,用户打开它是为了干活。在缺乏天然社交锁定的情况下,如果市面上出现了另一个Agent,能够以更低的Token消耗、更高的准确率把同样的报表或流程处理完,企业和个人就有充足的理由切换工具。这倒不是说WorkBuddy做不成一门好生意,企业级软件完全可以靠深度的业务集成、私有化部署和持续订阅拿到不错的商业回报,并不需要像C端产品那样攒够十几亿用户才算成功。
但如果腾讯希望借助WorkBuddy或者微信智能体,去建立下一代平台级的生态优势,“开放的尺度”就会成为最核心的胜负手。客观地说,腾讯今年在这方面已经迈出了步子:6月份,微信向小程序开发者开放了AI生态接入能力,京东、美团、携程等头部企业都参与了内测;到了10月,腾讯又宣布WorkBuddy支持第三方Agent、第三方大模型以及外部即时通信系统的接入。这些动作至少表明,腾讯已经意识到单靠自研闭环吃不下所有场景。
不过,允许第三方服务按规则接入自己的平台,与真正建立一个跨平台的开放任务生态,中间其实还隔着一层商业利益的博弈。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用户让AI帮自己规划并预订一次去日本或国内某地的家庭旅行,一个真正好用的Agent,应该在拿到用户授权后,根据实时价格、房型位置和退改政策,去跨平台比对并调用不同渠道的酒店、机票与当地交通服务,而不是只在某一个生态内部的小程序里打转。一旦走到这一步,就会直接触及数据调用权限、交易入口归属以及商业分成的重新洗牌。腾讯一方面想保护微信现有的商业闭环和流量分发秩序,另一方面又想让自家的AI具备更聪明、更通用的任务执行能力,这两件事之间天然存在张力。开放当然不能忽视数据隐私和权限安全,但如果原有的商业围栏修得太高,它最终也会变成AI能力的天花板。
当AI开始替人省时间,效率红利最终归了谁?
聊完腾讯的战略和产品,还有一个更底层的问题,我觉得比“腾讯能不能再造一个微信”更值得拿出来讨论。
过去二十年,腾讯相当一部分商业价值是建立在“用户时间”上的:游戏业务希望玩家持续在线参与,内容平台希望用户保持高频刷屏,广告业务则需要足够的曝光时长来支撑转化。而像WorkBuddy这样的AI生产力工具,核心卖点恰恰是帮用户缩短完成任务的时间。这两种商业逻辑放在一起,表面上看似乎是左右手互博,但我觉得在实际经营中并不一定构成冲突。一个人白天用WorkBuddy快点把活干完,晚上回到家打开视频号看会儿短视频放松,在场景上是自然分开的。更何况,AI本身也在帮腾讯赚钱——2026年第二季度,腾讯营销服务收入同比增长了22%,背后的重要推手就是AI驱动的广告精准推荐和自动化投放工具。所以,AI未必会削弱腾讯原有的注意力生意,反而可能让它的变现效率变得更高。
我真正比较在意的是另一件事:当AI把工作效率提上去之后,省出来的时间和成本,最后到底转化成了谁的收益?
我们可以算一笔很实在的账。假设一家公司原本需要五个工程师或数据分析师配合才能跑完的日常数据清洗与报表工作,现在引入AI工作流之后,一个人带着几个Agent就能按时交差。那么省下来的四个人力成本,大概率会变成企业的利润率,或者是让留下的那个人承担比以前多得多的业务指标,又或者是通过行业内卷转化为更低的服务报价去抢客户。在现实的职场环境里,一个普通员工很难因为生产效率提高了五倍,就顺理成章地拿到五倍的薪水,或者每天只上两小时班就去休假。
这当然不是腾讯一家公司制造出来的问题,而是所有研发和推广AI生产力工具的企业都会撞上的社会与商业现实。对于腾讯这样的平台方来说,它处在一个进退自如的位置:对内可以用AI优化自家的研发与运营成本,对外可以售卖WorkBuddy和云服务收钱,同时还能用AI加固广告和内容基本盘。但对于坐在电脑前使用这些工具的普通劳动者来说,技术带来的生产率跃升,并不会自动转化为个人收入的增长或生活质量的改善。所以,当我们去评价这一轮AI产品到底算不算成功时,除了盯着财报里的资本开支、90亿次的任务调用量和商业化收入,恐怕还得留心观察一下,技术创造出来的增量价值,在企业、平台和具体的人之间到底是怎么分配的。
尾声
回过头再看马化腾在28周年全员会上的那番话,我就更能理解他为什么会流露出那种焦虑和紧迫感了。腾讯手里的牌依然非常好,游戏、广告、支付和微信生态每天都在产生极其充沛的现金流;但也恰恰是因为过去二十多年的模式太成功、护城河太深,当行业底层的竞争逻辑发生偏移时,它需要说服自己去调整和放手的东西也比别人更多。
我从1999年进入互联网行业做开发算起,前前后后也经历了好几轮技术和产品周期的更替。照我的经验来看,一家成熟的大公司遇到颠覆性的新技术时,最难迈过去的坎往往不是花钱买算力或者招揽算法人才,而是怎么去重新评估自己过去的成功经验——判断原有的哪些资产还能作为基础设施继续复用,哪些习以为常的流量分配方式和组织惯性必须主动打破。
微信庞大的用户基数、成熟的支付体系、丰富的小程序生态以及深入B端的企业服务能力,依然有很大机会成为AI Agent时代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但前提是,当未来的AI竞争要求平台跨越原有的业务边界去帮用户真正解决问题时,腾讯得愿意对既有的部门墙和商业利益关系动真格的手术。腾讯今天未必还需要去赌一张“微信式”的新船票,但它确实需要向市场和用户证明,自己能够从一家擅长连接人与内容、靠注意力变现的互联网巨头,长成一家真正能帮用户把复杂任务办妥、并且让技术红利流动起来的AI平台公司。这大概才是马化腾那番严厉讲话背后,留给腾讯管理层最核心的一道考题。
马化腾的AI焦虑:腾讯最难改变的,可能是自己过去的成功 Share on X